英国人奥斯卡·王尔德说，所有的好美国人死后都会去巴黎；他自己却也真地像好美国人一样死在了那里。而美国人亨利·詹姆斯说，美国人非常容易认为巴黎是一座天堂城市，如果不是，至少也可以在那里买到通往天堂的火车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报纸和杂志都把最好的作家派往巴黎，当巴黎的光照在咖啡上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作为作家的自己。

    8岁时，此书作者、我喜爱的《纽约客》资深散文家亚当·戈普尼克的母亲找到了一个———在法航驻费城办事处———用硬纸板做的真人大小的法国警察三维剪纸图像，他穿着蓝色制服，头戴红色军帽，身披蓝色斗篷，留着法式八字胡，面带微笑。孩子们给警察起了个名字：皮埃尔。皮埃尔和“甲克虫乐队”招贴一起守护着孩子们的房间，直到一个夏天的夜晚，年轻的大学教授父母觉得皮埃尔太旧了，必须离开家庭。“我哭了一个晚上，皮埃尔呆在外面的垃圾箱里，早晨他就会不见了。我想也许皮埃尔被派去代表法国生活比较黑暗的一面了，它们总是需要被代表的。”40年后，他成了《纽约客》驻巴黎作家。回忆起那天晚上，巴黎人的情感开始在他的身上起作用了，“事情总是在变化，而我们对这种变化无能为力。”

　　1995年，戈普尼克和妻子从纽约来到巴黎，一住5年，靠向《纽约客》和其他报纸卖文为生。或许因为贫穷，贫穷在巴黎，他开始格外讲究文体。他在里兹饭店游泳，给5岁的儿子和儿子的5岁小情人买热巧克力和蛋糕，为即将到来的账单心惊胆战。巴黎再也不是20世纪初世界的中心了，陈旧、缓慢的公共服务系统，很久没有革新过的法国教育体制，所有的一切都被从生活里移走，放在了档案柜里。就连最好的厨师也说，美食中心转移到了伦敦与旧金山，巴黎的菜肴“沉重、松垮，并且缺乏想象”，已经是世界上最差的菜肴之一。法国模式失败了；英美模式得到了胜利，这一现实令人遗憾，却不断被提及。

　　咖啡馆、小酒馆、公园、托盘上的柠檬、光照在事物上的样子，还有AlbertLamorisse电影里那只寂寞的红气球，巴黎曾经拥有最美丽的平凡文明。现在巴黎没落了，但隐秘细小的欢乐无处不在。糕饼店的格拉顿夫人仔细地为4岁的卢克把巧克力糖饼包成金字塔形状，并在顶上系上一根丝带，小商店中的法国文化令人心存感激。找公寓是另一种欢乐。Gopnik发现巴黎的公寓可分为三类：糟糕得没有人想住的公寓、需要好好规划让它发挥作用的有意思的公寓，以及有着悠久隐秘历史的好公寓。“这一个是一个美国人的，她含着眼泪提出的条件是我们要买下她和她已经分手的情人在快乐日子里挑选的煮咖啡机；那一套是一个改变了性取向的哲学家住的，现在可以出租，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他的性取向又变回来了，他会再需要这套公寓。”

　　一辆通宵旅行火车正从巴黎的右岸向月亮驶去，火车在黄昏时分出发，上面载满了等车等得筋疲力尽的巴黎孩子。这幅版画多么超现实地逼近了巴黎的现实。巴黎，这座通往月亮的城市，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从海明威到亨利·米勒，再到现在的戈普尼克，一段怎样的旅程。花都老去，明月依旧，许多新鲜跳跃着的梦与想。